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对天使妈妈志愿团队的报道

2009年04月05日   编辑童童

“ 天使妈妈”从北京驰援
     从北京出发的NGO组织——“天使妈妈”基金,特别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——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,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
  ★ 文/张鹭(发自北京)
  5月16日早7点,北川县城南3公里处,北川一中的废墟上,36岁的郑鹤红度过了漫长的30多个小时。
  挖掘机仍在挥舞着巨臂,小心翼翼,一铲一铲,将碎片挖出来。解放军、消防队、特警、民兵和志愿者,操着不同方言的救援人员们也像机器一般忙碌地运转。沾满灰尘,甚至被染成黑色的口罩,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防护作用。
  从北京带来的口罩、手套早就分发完了。郑鹤红只能充满怜爱地看着这些年轻人,救助者中有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,在防护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继续挖掘。
  每当一个罹难孩子的遗体出现时,郑鹤红就狠下心,从帐篷里拿出消毒液、漂白粉和敌敌畏,洒在尸袋内——如果不加处理,这些已无生命的身躯将成为致命的疾病传染源。
  这是郑鹤红抵川的第三天。迄今,她只睡了3个小时。忙碌让她暂时忘记5岁的女儿,此时,女儿应该在清华大学校园内10平米的家里熟睡。
  她募得价值150万元的奶粉
  5月12日晚,电视新闻里出现了总理温家宝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的身影。
  一家软件公司的市场总监邱莉莉——曾被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过的 “天使妈妈”基金(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基金,致力于救助因疾病而被遗弃的儿童,志愿者遍布全国)的一名成员,对这条新闻的理解是,“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,已经说明了事态的严峻”。 
  次日早晨,邱莉莉一边上班一边就给同事和相关部门打电话和发短信,动员捐助、调运灾区急需的药品。
  千头万绪的关系需要理顺——和“天使妈妈”来往密切的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“儿童希望”组织、成都和绵阳的红十字会、“天使妈妈”在成都和绵阳的志愿者、愿意捐赠物资的企业、能紧急提供大量药品医院、能用来运输的汽车……此外,也包括“天使妈妈”北京的志愿者:邓志新、沈力、郑鹤红和陈筱薇等。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,都把消息传递给“天使妈妈”更多的志愿者。
  “天使妈妈”基金成员郑鹤红和陈筱薇看到短信时,中午从电话里得知邱莉莉要去前线,从美国回北京度假的全职妈妈、重庆人陈筱薇坐不住了,她瞒着在地震前一天回美国工作的丈夫,把2岁的孩子交到婆婆手上。郑鹤红也在13日晚上搂着在怀里撒娇的女儿,问,“你想妈妈去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吗?”
  邱莉莉出发前一直为征募物资而忙碌,她募得一家奶粉厂捐助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,一家医院捐助的手术包、消毒药水、口罩、胶布和绷带。
  14日下午3点10分,她和郑鹤红带着足够撑满一辆金杯车的物资,踏上驰援四川的路途。
  刚下飞机,已经有成都的“天使妈妈”志愿者带着车辆迎接。先期抵达的邱莉莉和郑鹤红直奔灾情严重的都江堰,发现都江堰的情况相对稳定: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撤离,医院已经被政府“接管”。于是,她们向医院分发了一些药品,带着车队连夜去了绵阳。
  从救援孩子,变成让士兵更好地救孩子
  到达绵阳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。在救灾总指挥部,她们了解到,灾情严重的地区急需的物资种类,马上反馈北京总部的邓志新和沈力迅速筹集,发往一线。
  这几个天使妈妈一边忙着安抚北川县城惊魂未定地孩子们,一边又要安抚逃命出来的年轻妈妈,还不时抽时间为小婴儿们冲泡奶粉。
  陈筱薇15日上午抵达成都。她带来了另一拨从医院调运的紧急物资。登机前,她心想,可能要超重,要挨罚,没想到,机场的紧急援助通道早已打开。
  “早知道就多带点了”,邱莉莉从前线打电话问她要手套,现在任务只能留给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和沈力了。
  在离开绵阳向北川进发前,考虑到北川没有手机信号,陈筱薇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发了封邮件,请求他的原谅。丈夫确实生气了,因为陈筱薇没有与他商量就跑到灾区。不过,被“裹挟”的丈夫还是通过美国的海外儿童救助会——美国的华人“天使妈妈”成立的基金会——在短短两天内筹得10万美元。
  进入北川前,陈筱薇有些紧张。由于信息匮乏导致情况不明,关于北川的“各种说法满天飞”。
  当带着一车队物资站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上,陈筱薇说自己“傻掉了”。操场上,比汽车还大的巨石将操场砸出一个个大坑。
  她们把物资交给驰援北川的陕西消防总队。陈筱薇开始分发带来的口罩、手套等防护用品。战士们蜂拥而至。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说,“你给我一个口罩吧,我的这个已经戴了三天”。是的,这个战士的口罩已经脏得没法洗了。
  某种意义上,战士成了缺少必要防护的“薄弱环节”。陈筱薇说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这些战士心底的一丝紧张——他们是最先接触尸体的人,几天过去,尸体沾满了苍蝇,有的已经开始生蛆,但有的战士却没有任何防护,“他们知道可能会有疫情,但不知道该怎样做。”她们赶紧给战士们分发酒精并教给他们用酒精擦眼睛、嘴和手。
  在救援孩子方面,这些天使妈妈帮不上忙,经过商量,她们调整计划,把主要工作从救援孩子,变成支持在一线救援孩子的士兵,让他们更好地救孩子。
  16日早上7点,郑鹤红注意到特警开始加强防范,一个传闻是,胡锦涛主席要来北川。中午12点多,这个传闻变成现实。由于几层楼高的巨石把路堵住,胡锦涛走了一段路才进入学校。看见胡主席过来,已经撤下来休息的挖掘队员集体起立接受检阅。
  郑鹤红与胡锦涛仅仅相隔2米距离,中间夹着七八个记者和战士。数不清的闪光灯开始闪耀。记者们开始提问,郑鹤红清晰地听到了回答,“只要有一丝希望,就要作出百倍努力”。四周掌声雷动。
  尽管“天使妈妈”她们一天只喝一瓶水、吃一碗方便面,上厕所只能在营地挖个沙坑,但精神依然亢奋。
  带来的物资也分配完毕,出于筹备新物资的需要,三位“天使妈妈”在17日返回成都,与当地的“天使妈妈”们会合商讨。
  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,这些天见证的悲伤与执着,成了她们唏嘘不已的话题。
  邱莉莉感慨: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——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,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。
  不是没想过与当地的总指挥部联系,“可人家忙于安排大规模军团,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分配任务。”
  邱莉莉说,总指挥部机构太庞大,很难同时照顾到每一支基层挖掘队伍。而她们这样相对自主性比较强的小分队,无需办手续,不用签发,比较灵动,一旦发现缺医少药的基层挖掘队伍,能够较快地解决问题。
  “不去现场,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”,郑鹤红说,一些志愿者,“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,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,简直是在犯罪。”这位对救援行动“责之深、爱之切”的母亲,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。
陈筱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:在绵阳3个医院的墙上,贴满了寻人启事和儿童的“招领启事”。在儿科室里,她看见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,一条腿已经呈乌紫色,一看就知道保不住了——那孩子发着呆,一声不吭,旁边的志愿者不停抚慰,她仍看不出任何表情。